从考古和文献考证：夜郎主体为彝说
王昌富 |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摘 要：夜郎国所辖之地在横断山山麓一带，山高水深，江河、山岭层层纵深流布，外人难以入境，难知其情，故汉书史籍记载不多，最早的记载始见于汉朝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故夜郎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自以为大，问汉使：汉王“孰与我大？”“夜郎自大”之说由此而传。近几十年来，随着史界对“西南夷”的深入研究和珍贵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夜郎史越来越清晰，学术界观点越倾同。特别是贵州赫章可乐出土文物的发掘和研究，以及彝文“夜郎王印”和彝文古经《夜郎史传》的发现，成为夜郎为彝说的有力物证和史证。
关键词：夜郎；考古；可乐文物；文献；夜郎为彝
一、夜郎考源
（一）“夜郎”为彝语转写
“夜郎”与汉文转写字“夜”与“郎”义无关，仅音谐近而已。旧有望文生意者释之为“夜间好游之郎（男）”等等，众说纷纭，此不一一列举。夜郎，为彝语。义为“深黑（蓝）之水”。“夜”，彝文（끷)，yy音，义为“水”；“郎”，彝文(놝)，na、ne、nie音，义为“黑”、“深”，也为“彝”之自称。此指金沙江，或乌江。后来的“云南”与“夜郎”有关。
（二）今凉山仍有“夜郎”人和“夜郎”地区
“夜郎”有的译写为“夜纳”、“衣诺”、“以诺”。他们从黔经滇入蜀，徙居“夜郎母底”（끷놝겖콸等，义为夜郎地区）即贵州彝经所说巴普（巴濮），今美姑、雷波、峨边、马边、乐山等地。他们与凉山其他汉彝区有不同特征：（1）语音如同黔彝，有曲折调，而无次高调；（2）不过火把节；（3）体高貌俊，性情直爽等。夜郎发祥于滇、蜀、楚之交界的黔地毕节。此系笃慕之“六祖”后裔居地。北通云南昭通，过金沙江可入凉山巴普及美姑、雷波一带，西南及云南曲靖、宣威、会泽，北跨赤水入川古蔺、叙永，南越鸭池河、北盘江抵广西隆林。《西南彝志》、《夜郎史传》汉文史籍和《六祖》等有载。
（三）夜郎考古与彝族文化特征
1.夜郎故地的石器文化考古发现
贵州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当数1964年发现的黔西“观音洞文化”，距今五六十万年，是长江以南的时代最早、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早期遗址。上世纪90年代发掘的安龙观音洞遗址，有磨制石器、骨器、穿孔饰件、陶片、人骨、牙齿、火堆和动物遗骸等共10余万件，其中第11层至第8层C14测定为距今9970年至7080年，这对研究新、旧石器文化交替时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贵州境内的新石器地点约50处，分布在30个县市。征集到石器400多件。其中安龙观音洞、普安铜鼓山、毕节青场瓦窖、威宁水中吴家坪、平坝飞虎山和赫章可乐6处可断定为遗址。
2.赫章可乐的早期考古发现与滇彝文化有亲缘关系
1977年10月，贵州博物馆考古队在毕节地区[今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地。据《夜郎史传》，可乐曾为夜郎之都。]赫章县可乐区(现改为镇)区政府所在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柳家沟发现遗址一处，并试掘了75平方米，出土石、陶、残铜器39件，残陶片500余片。与此同时，该区农场村一农民在祖家老包犁地犁出了鼓形铜釜、铜柄铁剑、铜发钗等。根据线索，考古队在祖家老包及相邻的锅落包、罗德成地几处，发现了一大批地表无封土的小型坑墓，当年发掘了25座，第二年又发现了143座，两次出土石、陶、铜、铁器物300余件。
1977年一1978年，在与赫章相邻的威宁县中水也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58座，出土石、陶、铜、铁等器物400余件，陶器碎片600多片。出土铜器年代考定在春秋战国至西汉间。考古和史学界大多认为这些与滇夷文化系亲缘关系，当属彝族先民为主体的西南夷文化。其中也有区别特征明显的西汉晚期汉墓。
3.威宁赫章竖穴向天土坑墓、陶纺纱轮与古彝葬式同似
西南彝区都有向天坟分布，反映人死后灵魂直接归天随祖之宗教意识，毕节地区赫章、威宁等地的竖穴向天土坑墓葬与其他彝区一样，反映了这一宗教思想。而此类墓中出土的纺纱轮也是彝人生活之中必需品，纺纱制衣是女性之天职。釜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有了火，有了釜，什么地方都可以生活，故彝言“彝人迁徙只需背锅”。今彝人死时虽不带釜，也不套头，但其生活必需品须放于枕边，带去享用。1977年下半年曾在可乐柳家沟坡地试掘了探方3个，出土大批陶片、石器及少量铜器，出土物均为生产和生活用器，其风格特点与相邻的汉式墓葬出土文物迥异，且时代明显早于两汉。陶器除两件纺轮外，无一完整器形，经仔细辨认分类，有罐、杯、釜等。土著人墓时代都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而汉人墓则都葬于西汉晚期，土著人墓的规模、型制、葬俗、随葬器物都与汉人墓截然不同，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他们应是当时当地夜郎民族的墓葬。
这批墓葬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规模很小，墓穴一般长2米，宽1米左右。随葬器物也较少，一般只有几件，最多11件，其中还有62座无任何随葬物。这类墓的随葬品以陶、铜、铁器为主，不出金、银器。陶器均为生活用器，铜、铁器除部分属生活用器外，还有大量兵器和生产工具。另外，有一些漆器、木、竹、纺织物的痕迹和骨、料石等饰件。竖葬之俗，今凉山彝族仍有遗存，即幼儿腰折，在果树下挖一竖穴，葬之，归祖。
4.赫章可乐考古发现的铜鼓属南彝
赫章可乐土著民族墓群出土的西汉铜鼓，其形制、大小、纹饰与我国南方铜鼓八大类中的“石寨山型”一样，这一类型铜鼓的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正是夜郎存在的历史阶段。“可乐铜鼓出自153号墓，属南夷墓”。1976年11月至1978年底，共发掘这类墓葬168座。
5.刻画符号之谜
在贵州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相紧邻），1978年、1979年两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共发现刻画符号51个，其中有7种符号在17件陶器上重复出现，实际共有不同符号41种。第一次发掘出土的刻画符号登记表如下：
上表中可乐出土符号笔者可用古彝文释读，从1—15分别为：
序号 读音 字义 说明
1 di云、漆、独、逛、安（锅）《滇川黔桂彝文字集》P1196
2 lu卷上书 P970
3 te埋、聚集、笼罩凉山彝文
4 hni女、红，敲击上书P954
5 ryt交叉凉山彝文
6 tet家、打结上书P951
7 bbi分散、步（量词）凉山彝文
8 lit包（头）卷、翻（山）上书P107
9 ci十、掉落、滴凉山彝文
10 lo石头、大（肚子）、整人、花朵上书P113
11 shut杉凉山彝文
12 nbie射、斗（羊）凉山彝文
13 待考如送鬼时画的鬼版图，右边为鬼，左边为诱饵
14 yup捉拿，右上书P1029
15 nduot摔跤、抛、丢上书P100
可乐出土文物常见刻画符号的陶器种类是罐、瓶、盆，刻画的部位多在口沿内侧或器表的肩腹部。出土陶器刻画符号可以对照彝文释读出来。这些刻画符号是目前夜郎最古老的古彝文，现代彝文与之有着发展、继承的关系。唐文元、刘卫国在《夜郎文化寻踪》一书中肯定地说，“毋庸讳言，创造这些符号的墓主人就是古代的彝族先民，夜郎民族的主体自然也就包括了彝族。可是彝族古代实行的是火葬，与上述推断似有矛盾。但彝族中的游牧部落实行火葬，而农耕部落则实行土葬。如果此记载的时限能追溯到战国秦汉时，那么这个结论当然可以成立。”[以上材料引自唐文元、刘卫国著《夜郎文化寻踪》，参见第2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四）彝文“夜郎王印”系彝文夜郎王印
在古夜郎国属地威宁发现战国时期“夜郎王印”，印文为彝文。“夜郎”为水(海池)名、地名，后为族源名，立国后为国名。如“华”与“夏”从人名，而地名，后为国名。此同理可证。西南师范学院邓子琴先生1979年4月发表《彝文“以诺”印章跋语》[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一期；该文另见《夜郎考》论文第二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介绍了发现于贵州威宁的一枚彝文王印：“此印系云南昭通张希鲁先生收藏，云系得于贵州威宁县境，后归西南师范学院历史陈列室，‘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现仅存拓片。”见后图。此印有人译作“夜郎王印”、“夜郎境手司印”。笔者认为前者为妥。此作一一考释。印文l和2为“夜郎”；3和4为“皇帝”、“国王”，今仍用；5为“手”，6为“印”、“标记”、“手记”，5同6引申为“王印”，彝语中并非任何“手”制之标志均可称“王印”，仅“官”家之“印”可称lotsa。
（五）彝文《夜郎史传》的发现胜于“雄辩”
《夜郎史传》系王子尧先生(现在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任职)祖传家藏秘本。其祖籍位于古夜郎地滇黔蜀交界乌蒙山区，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夜郎史传》系彝文手抄本，代代沿袭手抄收藏，今发现抄本据余宏模先生说“最迟不晚于清代”，“以对原著版本上限年限无可考据，更不详著者姓名和生卒年月。”这也是彝文经典的一特点。《夜郎史传》共三卷，记述了夜郎家族的源流、创业、发展，以及与邻国的关系，对夜郎谱系、迁徙、战争、地域、城池、经济、农耕、工艺、政治、法律、婚姻、联盟等等有详细记载。待后文详述。《夜郎史传》的发现及翻译出版。[王子尧、山口八郎[日本]、王富慧、王春艳、李天元、杨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确了长期以来研究夜郎的几个“焦点”问题。
二、 基于如上考古及后述文献可破解：关于“夜郎”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夜郎族属问题
夜郎族属，旧有彝人说，仡佬说，谢人说，百越说，羌为主体说，濮人说，等等。持谢人说者，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持仡佬族说者，认为夜郎为僚人之居地。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持越、濮、羌同为主体说者，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持彝族先民说者，认为夜郎由夷、濮和百越系的僚人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即今彝族先民。持百越说者又分：一为百越濮僚等同说，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和僚人就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二为百越僚、濮两部分说，认为夜郎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三为百越闽瓯骆说，认为闽、瓯、骆本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名细究均含此自称之中[见《夜郎史传》，第2页，余宏模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夜郎史传》记述了夜郎家支的正宗谱系，廓清了夜郎的族源。夜郎源于古夷人六祖之首武部的武僰支，始祖僰阿蒙。《夜郎史传》开篇则云：
武僰夜郎根，夜郎僰子孙，
夜郎竹根本，夜郎水发祥。
一代僰阿蒙，二代蒙阿夜，
三代夜郎朵，四代郎朵乍，
五代乍兹兹，六代兹阿弘，
七代弘阿武，八代武阿古，
九代古阿举，十代举阿哲。
书中如此代代相扣，记载了夜郎前世27代及其兴衰史。夜郎三世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国号“夜郎沟纪”，后演化为地名，位于滇东北、黔西北。王子尧（珍藏、整理者）考，“其时约当春秋中叶”[见《夜郎史传》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夜郎始于何时，汉史无明文记载，故无从确考。今发现《夜郎史传》彝文珍藏本，填补了此“无史”空白。夜郎形成彝系统之“夜郎民族集团”始于武（僰）夜郎。其为六祖分支时长子武(慕雅枯)之裔：一世慕雅枯，二世枯雅益，三世益雅诺，四世雅诺诺，五世诺朱苏，六世苏俄武，七世武夜郎（自称“武米夜郎”，义为“帝王夜郎”，汉语则言“夜郎帝王”）。传后三世夜郎朵之时，“君长制”兴盛，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君长制”体系，并不断向东扩张、融合了许多小国和弱小民族，诸如濮、叟、爨、撮、僚、尼、罗、纳、卢等彝根（或称彝系统）民族，还征服了部分今仡佬、僮（壮）、布衣（布依）、苗族的地域。因此，夜郎应是以彝族为主体，融入了其他境内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
（二）夜郎语义问题
旧有“夜郎”语义为夜晚做法的有力者(郎)之说；山名说；夜郎乃“骆”的音译说等。笔者认为“夜郎”为彝“以诺”即“黑水”，指金沙江或乌江说。今滇东北、川西南凉山美姑、雷波、乐山、峨边、马边的“以诺姆底”即夜郎地区仍称“夜郎”。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只是“诺以”(或诺以、卢以、罗日)和“以诺”（夜郎），二者有“诺”（黑义）在前与在后之别。“诺以”，多指水黑蓝、水深，系泛指，可指彝区的大江，如雅砻江、乌江、澜沧江等，不特指金沙江。后泛指“云南”。今彝人称“云南”亦为“夜诺”。川滇黔彝语“云南”、“夜郎”、“以诺”皆同音。彝族历史地理中先有“诺以”（黑水、卢水），后有“以诺”（夜郎）之族群。今居“以诺”彝人为“夜郎”后裔，从彝史记载是可信、可靠的。彝人自古以山命名，以水命名，以图腾命名，或以此类命名之有名先祖，其名号冠以家族（家支）、部族名。“夜郎”，原本是以水名（也指地名）命名武夜郎（六祖长子武之六世裔）。后来以夜郎王名作国名了。王正贤先生据《夜郎史传》说，夜郎分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和竹王夜郎四个历史阶段。自六祖长子武（慕雅枯）君长而始，传至夜郎竹王而亡，相当于夏朝至西汉末，长达两千余年。[见《夜郎史传》，第10页，王正贤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三）夜郎来源问题
主要有外来说和土著说。前者主张夜郎本为贵州境内的土著；后者多有不同：
1、夜郎为西周时古牂牁国，春秋后为夜郎国首邑夜郎发展、扩张而成。
2、夜郎源于东南沿海地区。
3、夜郎为楚人从江汉一带迁往贵州。
4、夜郎为夜郎境内的夷人原住金沙江两岸，迁入滇黔毗邻的乌蒙山区，征服他族，进据黔中。今从《夜郎史传》看来，最后一说与史相符：夜郎发祥于（今云南“夜郎勾起”，其祖僰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扩占四方，势力增强，攻占古诺（更糯）即贵阳。建都于可乐（今贵州赫章），建设著名的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今贵州赫章妈姑镇，距可乐约十公里，彝称“夜郎妈古”。“妈姑”为“妈古”之异写，彝语义为“军营”。合义为“夜郎军营”。建都可乐。之后东扩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人古诺（贵阳）、“大革落姆”（故且兰今安顺）。可见，第一，夜郎人是从西南滇东北逐步东扩入黔的。第二，因夜郎国几经迁都，使史学界一直争论夜郎中心（首府）位置。有且兰说，六盘水说，宣威、沾益说，滇东北黔西北毕节说。其各执一说。其实，各家所据之“理”为当时的夜郎首府，未从夜郎扩张、迁徙史来全面考究。夜郎的历史是“流动”的历史，其都城、疆域随其势力与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夜郎史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夜郎史传》前，余宏模先生从古代彝族先民进入贵州境内迁徙发展的历史追溯：威宁、赫章、水城毗邻郎岱一带，曾是早期默部后裔统治者的中心地区，以后又发展到大方作为长期统治的中心；盘县、普安，及黔南某些地方，则是布部后裔早期进入统治的中心地带，以后又发展到以安顺作为长期统治的中心。据此推测：很可能在六冲河和三岔河流域之间，和三岔河与北盘江上游之间的地带，是狭义夜郎境内早期统治的中心区域。[参见余宏模：《贵州古代彝族与夜郎族属关系》，《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后来不断扩大，疆土不断变化，国都也随之不断迁移。
（四）夜郎的疆域问题
夜郎国的疆域也是流动、常变的。余宏模先生在《夜郎史传》序中总结了对夜郎国疆域的不同看法。他说：主要有相当于汉代牂牁郡一说和地跨包括牂牁郡在内的数郡说两类。一郡说的见解主要有三种：
1、夜郎之地为牂牁郡一县，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是夜郎地区，汉时设为含十七县的牂牁郡；
2、以今地理论，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地域东起今贵州黄平一带，西北至贵州毕节县，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贵州遵义，东南包括都江上游地带，西南经今广西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牁郡辖境；
3、夜郎的领域为今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亦在汉牂牁郡境内。数郡说的具体见解亦有三类：（1）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有时且越出此三郡之界；（2）夜郎在战国时的地域约当今贵州西部，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有犍为属县5个、牂牁郡属县8个和益州郡属县1个；（3）古夜郎国极盛时的疆域范围，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括川南、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到湖南新晃，西至今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蛘舸郡全境及武陵、犍为两郡的一部分。
对夜郎地域，诸家所见均甚辽阔，并都认为应有一个起核心纽带作用的中心方位，此中心在于何部？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持且兰部说者认为，牂牁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持夜郎部说者亦有四种不同认识：
1、今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一带；
2、夜郎中心在今云南东北角上和宣威、沾益一带；
3、现在的黔西南地区就是古夜郎的中心；
4、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毕节（可乐）、昭通一带。
在笔者看来，以上所言为是。夜郎国的兴衰发展是以山峰式起伏而进，有发展期，有巅峰期，有下滑期，有攀升期，故其疆域也随之伸缩，从滇人黔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占据黔之西部，并以西部为流动性“根据地”（数次迁都），对外时伸时缩。弱势时仅牂牁一带，强盛时占有今贵州全境，云南东北部，四川西南部，湖北之西侧，广西百色北部，几乎为“西南夷”之地。故汉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之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皆氐类，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里清楚地记载了“西南夷”中夜郎最大，夜郎、滇、邛、冉駹皆“蛮夷”。此“靡莫”指彝族祖先，由地名（昭通）而变异，彝义为“地中心”，夜郎始祖慕雅枯（武）发祥之中心地带。司马迁所言此“氐”为汉称所有少数民族，有时以“氐羌”连称。此汉时，氐羌刚入冉駹彝区（今雅安、乐山、汶川一带），与彝戈基人发生争占地盘的历史。
（五）夜郎的社会性质问题
“六祖”分支后乍部徙据滇东北，逐步扩张，发动战争，占地掠奴，到夜郎朵时，建立了奴隶制。其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牧放、炼铸为辅，狩猎为娱。过去笼统认为凡少数民族皆游牧是不正确的，至少彝人无举家游牧之俗，西南夷诸国皆以农耕为主。此夜郎朵时约当春秋中叶，发展到僰阿蒙十四世鄂鲁默一代，完成了完整的君、臣、师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同时建成了庞大的战争体系。设有军队及其军营，如“夜郎妈姑”，“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见王子尧等译：《夜郎史传》，第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到夜郎最为发达兴旺的勿阿纳时代形成了对当时而言较为完整的法律，集中反映了夜郎政治制度、社会面貌、婚姻生活、土地使用、农耕、奖惩、主仆关系等等。这里摘录其先祖武夜郎制定颁布的《夜郎史传》第一卷《夜郎君法规》（共20条）于此，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夜郎国之社会、法律、民俗等。如此古老的彝族文字法典是少见的。这为研究彝族古代文明社会的法制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个个要遵守，不准谁违抗。夜郎这道令，四方都传到，八面都知晓。第一条禁令，凡属于臣民，切记莫遗忘。一不许偷盗，若谁敢违抗，就得砍手指，一次砍五根，二次砍十指。第二条禁令，一不准骗人，二不准抢人，若不听从者，定将眼珠挖，一次挖一只，二次挖两只。
第三条禁令，凡人须敬老。
如有不孝子，对父若不孝，
对母若不顺，绝不轻饶他，
轻者则重罚，重者则剥皮。
第四条禁令，一不准聚众，
二不准结伙，若是不听从，
聚众谋反者，不论是大臣，
或者是平民，一律要处死。
第五条禁令，凡属于臣民，
要缴纳租税。牛马羊都交，
按规定交齐，不许谁违抗。
若有违抗者，收回种的地，
没收所有物，轻者进牢房，
重者要处死。第六条禁令，
四方的臣民，每年要向君，
献美女三十。若有谁不从，
主管者坐牢。第七条禁令，
凡是君臣民，人间的四方，
无论是哪方，大人和小孩，
一律不准哭，哭者要挖眼，
男哭挖左眼，女哭挖右眼。
第八条禁令，君令要遵守，
对君无二心。若有哪一方，
对君有闲言，君就要下令，
出兵讨伐他。第九条禁令，
四方的民众，所有的臣民，
男女婚姻事，不准许硬逼，
男女相慕爱，歌场定终身。
男女各双方，相互都愿意。
要是谁违犯，以强去欺弱，
违反了规章，重者要砍头，
轻者就说教。君令第十条，
凡是君臣民，每年十月间，
到初一那天，要为君祝寿。
若有不从者，轻者要坐牢，
重者要斩首。人人都一样，
定不留情面。君令十一条，
凡属君臣民，要认真耕作，
家家要丰收，年年有肥猪，
月月有肥羊。各家与各户，
要在每年里，交一头肥猪，
交一只肥羊。谁家不丰收，
交上瘦猪来，交上瘦羊来，
这样的臣民，就用人抵押，
抵押的这人，终身为奴仆。
君令十二条，凡属君境内，
所有的男子，都可娶三妻。
由于战争多，男的战死多，
如今的人间，女多要子少，
便作此规定。各地的民众，
要多子多孙，多生男儿者，
奖大牛一头，奖田土三块。
君令十三条，凡在战争中，
所俘的奴隶，都可在各地，
安家分田地，同样成平民。
若其不听从，私自逃跑的，
偷偷逃跑的，无论到哪方，
只要一抓获，就当场处死。
君令十四条，凡文字书契，
经典与书籍，祭经和医书，
各支史书等，全归呗耄管。
平民和百姓，不得乱收藏。
凡是平民中，有书不交者，
严惩不宽容。君令十五条，
凡是当兵将，人人都一样，
做到这四条：一不准学偷，
二不准抢劫，三临战不逃，
四不准卖主。谁要是不从，
当一次逃兵，立刻就处死。
君令十六条，凡是将帅卒，
都要孝忠君。谁要乱言者，
谁敢乱行者，只要一查出，
立刻就用刑。君令十七条，
君长的兵将，作战要上前，
斗敌要勇敢。宁可上阵死，
不可临阵逃，谁退却一步，
谁就是怕死，谁就是逃兵，
就立刻斩首。军规从无情，
君令遵守了，就可打胜仗。
君令十八条，凡是善战者，
战死疆场者，他就是英雄，
这样的英雄，要好好祭献，
让活人跪拜。若不是英雄，
死尸无好葬，由鸟兽去吃，
放河里喂鱼，让他的灵魂，
永不能超度。逃死和战死。
是这样检验：凡是将帅卒，
若是战死者，箭从前胸进，
这就是英雄。若是逃跑死，
箭伤在后背，这样的死卒，
他准是逃兵，定是他怕死，
心想往后逃，自己人看见，
一箭把他射。君令这样定，
兵将齐上战，只要一开战，
有进而无退。拼死往前冲，
人人都卖命。君令十九条，
将帅的条令。带兵的将帅，
一要带好兵，二要打好仗，
三要严军纪，将帅和士兵，
都要扣得紧，在打仗当中，
将帅知敌情，要心中有数，
这就可取胜。将帅和士兵，
只要打胜仗，各自都有赏。
有的赐马匹，有的给金银，
按功来奖给，若要是败兵，
若要是败卒，就找将帅问，
若是说不出，战败的根源，
就将他处死，杀死示军威。
君令二十条，对外的战争。
凡是外族人，故意来犯者。
武家的人们，人人要齐心。
谁要去卖主，引敌入内者，
只要一查明，先将手脚砍，
再挖去双眼，一律不留情。
君长定的令，四方都遵守，
臣民莫不从，君令二十条，
条条说分明。
三、从文献看夜郎与邻近部族国之关系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但简言之，夜郎与邻近部族国的关系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与和交替出现的历史。
（一）从文献看夜郎与贵州境内各部族国的关系
夜郎与境内（主要指贵州）其他部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蚕食——吞并，其中有长短不一的兼容（共立）的过程。“同姓相扶”而“并立”。如夜郎（武部裔）与默部慕齐齐至清朝吴三桂剿水西安坤（85代），历经二千年左右。另从《夜郎史传·夜郎寻根书》叙述武克博家谱系，共有54代（从武克博至俄鲁阿于），俄鲁阿于一代，大概也是《夜郎史传》一书的撰著时期。此书据余宏模的研究不晚于清，若置明末清初，距今已400年左右，约经十五六代，不计夜郎始祖至俄鲁阿于，距今计约70代，当战国前后。可见，彝人进入贵州境内的年代很悠久。三国时彝人始入黔之说不证而破。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剿夷（彝）时主要是与贵州彝族对峙，《三国志》有载，与诸葛交战的彝族名将勒格孟获就是贵州赫章人。
夜郎王容许地方小国并立，是因为多为夷国。“同姓相扶”，此乃民族认同所致。事实上，彝人无姓。后所谓“姓”，是以某一著名祖宗名而言，“姓”之概念（或说法）乃自汉族习惯引申而来，“姓”之彝族称 xyt（xi），为借音。后有“安”等汉姓有“赐姓”；有译姓；如：hma——马（全借），qiesa——且（半借）。滇“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滇虽称王，但对劳浸、靡莫也只是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法关系，“同姓相扶”，也不是一种统治隶属的政治关系。
至于夜郎，境内“夷”、“濮”、“僚”之间的关系，在各族人民内部之间，民族的自然融合、团结友好，是历史发展趋势的主流；但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划界”、“结盟”等只是暂时的现象和手段，而掠夺和征伐则是剥削阶级本性决定的，经常不断发生。和平是暂时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夜郎史传》较详细地记载了夜郎各兴盛阶段与族内、族外的各种关系。夜郎八代武阿古三世，向外征战，得到“武古笃相助，武古笃联姻，在太液（遁水）之南”。进入可乐后，以濮所（叟）、弭靡（靡莫）武乍作为“根基”，统帅各部， “集中来掌权”，“集中来守境”。而夜郎勾纪家，迁往东方去，居大革落姆（安顺），先后与句甸、漏卧、濮甸战，后与之通婚联姻，通过婚姻达到政治目的。到了多同（弭）之世，占领了四方五水，“惟我独尊君”。
夜郎与漏卧，“冤越结越深”，“三天两头打”，比势力，比兵强，相持多年。夜郎在此战乱之时出了好多的贤能者，战胜了漏卧，使“每一块好土，全是夜郎的”。到了武夜郎之世，“一下去东征，一下去南战”，全都打胜仗，四方的土地，全归他一人，四方的民众，全都归附他。
武夜郎与濮人。濮，彝意为“先祖”、“祖籍”，泛指最早土著于云南的彝人，此“濮”人指先于夜郎人居黔地的彝人先祖。故曰：“濮叟夜郎根”。濮的地域也广，言凡日照、月明之处，都住有濮人。他们兵强马壮。可是夜郎君，“四方的土地全被他征收，惟有濮人地，不曾被侵占”。后来夜郎君王盯着这块“肥地”，虽“濮夷同根”，但厉兵秣马，终于发兵濮地，经过勇猛顽强的冲杀，濮人败而归顺。《夜郎史传》也叹曰：“说起他二者，都是彝人家，应互相亲善”。而心狠的夜郎，“捆吊其俘虏，许多的亲人，被夜郎捉拿。美丽的世间，人们都恨他”。当时的小部族，如武迪、濮、黎咪、阿武、陀尼、濮尼，都一一被攻击。
武夜郎乘胜攻占贵阳。夜郎所到披靡，大有席卷之势。在古诺（贵阳），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先是“围而不打”，不知过了多少日日夜夜，“古诺缺了水，古诺缺了粮”，过了7天，夜郎兵才攻入城，大肆擒杀，连住古诺（贵阳）的濮君也被擒。臣民成奴婢。贵阳成为夜郎属地。接着武夜郎与其胞弟夜郎堵土（多同）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占在古诺（贵阳）西面的可乐（赫章）。将国都设于可乐，武夜郎称王于此。其弟夜郎堵土驻守古诺（贵阳）。夜郎达到了空前的强大。他以可乐、古诺二城为依托，“努力修城池”，“基业发展快”。所建第一座八角宫殿，分九重，八方开八门，“雕飞鸟珍禽，刻猛虎名兽”，大小门都刻着花纹，“全楼挂金灯”。建成，歌舞大宴欢庆7日。有九营18卡守护。
武夜郎与多同。二者为同胞兄弟，兄占可乐（赫章），弟领古诺（贵阳）。好战的兄武夜郎欲吞多同之地，设计，派二使者诱骗其弟多同入可乐以杀之。二使者到古诺，递交武夜郎的信给多同，信上说武夜郎重病。多同问二使，二人吞吞吐吐或一言不发，多同识破了诡计，非常愤怒，二人被威吓，说出了真相。多同发兵攻可乐，擒住武夜郎。此后多同掌握夜郎国大权，治国有方，国力雄厚①。
多同与漏卧。漏卧君长阿苦趁多同未站稳脚跟，兴兵攻可乐（多同国都，今赫章）。多同诱敌深入，再反攻围城，俘其兵将，擒获阿苦君长。多同礼待之，放其兵将，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君长深受感动，言不再战。他回到漏卧，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多同。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其妹阿古，只好让阿古统兵，厉兵秣马，又出兵攻多同。此次交战，却因多同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多同被俘。多同对阿古固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也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多同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再次进攻可乐。多同今番警惕了，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也不服输，提出与多同比武，若再比输了愿终身沦为奴隶。经过阿古与多同比武三番，仍然比输，阿古才服气，愿听从多同处置。多同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多同的主张。并向多同提出释放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落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书中又说武夜郎在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后来，认为可乐再没有发展前途了，于是带领其家支和军队，在黔西北、黔中、滇东北、川南各地建设城池。这些城池分布在古夜郎地区。兄弟二人，一个主和；一个好战，思想迥异。
（二）从文献看夜郎与境外关系
战国之前，汉文文献无“夜郎”之记载是因离中原偏远，鞭长莫及。而夜郎自以为大，除与西南夷人巴、蜀、楚、滇及境内“小邑国”有联系外，与华北难有知晓。故战国前虽已有国而无汉书之史。今《夜郎史传》与《西南彝志》中有记载。其史可稽。
汉史中至战国《管子·小匡篇》说：“桓公日：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爬、不瘦、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齐桓公所言，是夸张其势，壮其国威而吓唬别人（国）“莫违寡人之命”而已，不为实。时在公元前651年，属春秋时期。而所记“牂牁”（古夜郎之称）等应早已存在。从彝经记载，夜郎可推至夏朝。《史记·西南夷列传》首见夜郎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滇王与汉使者言日：‘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商周之时，夜郎为卢夷之属，置于卢夷（宜宾）之南。《贵州通志·前事志》记：“夜郎之为国，不知何姓?其先亦不知何始?或日周武王伐纣（商），卢人从之，卢即唐之卢，夜郎置其南，殆卢夷之属国也，至周末夜郎始兴”。现已可知，夜郎之为国，为笃慕“六祖”之长武部之裔，在夜郎朵之世始立国。[参见《夜郎史传》第一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这里把卢夷与夜郎联系起来，并非无据无理。夜郎与卢夷紧邻，关系自当密切。“同姓相扶”，“滇、濮、句町，夜郎侯国……莫能相长”。[参见余宏模：《贵州古代彝族与夜郎族属关系》，《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足以证之。它反映了西南夷各国之“相扶”关系，也说明了早期西南夷的内部关系。他们认同一家，长期相安无事。但也不是绝对的，常常因王而异。尽管夜郎在西南夷诸国中地域最大，但在这广大的地域内，民族成分众多，民族争斗不息。就以“夷”而言，如果是指与古代贵州境内彝族先民有关，则“竹王”也还不是最高和惟一的大奴隶主，古代彝族统治阶级内部，默部与布部的奴隶主，也只是保持着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用祭祀和婚姻作为维护内部关系的手段，互相之间不存在隶属和统治的政治关系，即所言的“莫能相长”，而是平等地结为血缘宗亲关系以共同压迫剥削各族劳动人民血汗，和对付异民族统治阶级的征伐并从事掠夺战争。
到了西汉武帝时，夜郎的统治者向封建中央王朝臣服。元鼎六年，汉武帝在整个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制度，这是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的措施，此后，“夜郎”的称谓又由奴隶制的“国名”演变为封建制国家。[参见余宏模：《贵州古代彝族与夜郎族属关系》，《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夜郎史传》卷一《夜郎工匠史》也记载了：夜郎在“六祖”时代就有了专司工匠的技师，甚至有了工匠村庄，形成了专业工匠，并逐渐成为一个阶层——亘（工匠），其地位介乎于卓（平民）和毕（祭师）之间；那时采炼的主要是金、银、铜，尤以铜为多，用以铸造兵器、饰物、祭（礼）器，以及生活用具等。列叙了许多竹业著名的工匠名和他们的贡献：
阿娄和阿迭，观天定星座。
阿迭苏那呢，种植的技师。
苏那拉刮呢，琢磨珠宝匠。
拉刮鸠诺呢，打铜织布匠。
鸪鸠阿卧呢，雕刻偶像师。
阿卧乌汝世，作雕刻之工。
一世各阿迭，二世阿迭克，
在杜作能底，给六祖打镖，
给六祖造箭，鸪诺作尊一，
作尊阿格二，开矿炼金铜，
炼成多高兴。
《夜郎史传》卷一《阿娄三子》更详细地记叙了阿洛工匠世家的冶炼情况：
那些工匠们，居住着九寨。
凡是能干的，都去拣碎银。
他们拣来后，就用水来炼，
炼出白银来。
阿娄的长子，与工匠们一同捡碎石碎银，一同动手炼银，出银后打成银斧，劈树盖屋、造宫殿。阿娄的次子，年龄方才十三，便学会了各种工艺。有天他来到西方，“真是如仙境，可是这地方，住的是工匠”。他从工匠们口中了解到白的碎石是炼银的，黄的碎石是炼金的。他造炉，拣石，炼出了金水，用以装饰宫殿。阿娄三子，发现黑红石可以炼黄铜，炼出了铜，用来铸造了弓矛、铜鼓、铜钟。时当青铜器鼎盛时代。在滇、楚、巴、蜀、夜郎故地都有同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近年来的考古越来越显明夜郎与邻近的滇、楚、僰、巴、蜀、身毒（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近年来贵州南部的一些地区，采集到一批磨石器，其中有石斧、有瑕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片，与东南沿海各省（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郭沫若《中国史稿》说：“南方地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台湾，以及江苏、浙江和贵州的一些地方，都发现了以几何印纹陶器为其特征的文化”。
另外，贵州西部各县(市)收集和发掘的青铜器，如靴形铜钺，饰有翔鹭、羽人竞渡纹的铜鼓，与滇文化的风格极为相似；而黔西北一带收集和出土的青铜饕餮纹无胡铜戈，又系殷商典型器形的纹饰和变种；这一带出土的柳叶形铜剑，又属于巴蜀文化的系统。这些资料生动地说明，夜郎濮人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就与邻近地区以至中原有了比较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体说来，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
自夜郎北部，经僰国，沿岷江北上，直溯成都，这是自来从蜀人黔的通道。战国初，蜀王杜宇称帝，“以南中为园苑”，[见《华阳国志·蜀志》。]大约夜郎活动的部分地区，即今黔西北一带，被纳入了蜀国势力范围。及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将军司马错灭蜀及巴，接着又命蜀郡守张若取蜀江南地，可能将上述原被蜀控制的夜郎活动的北部地区纳入秦国版图。在蜀、秦先后统治下，今黔西北的夜郎地区，遂成为沟通今川黔以至两广的通道。
夜郎与东面的楚国，早就通过今川鄂湘黔交接一带有了联系。据张星槎先生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早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旃陀罗芨多王朝时的著作中，就有“支那”一词。又印度史诗《大战书》也有“支那”称谓。《大宝积经》还记有当时中国吴、蜀、秦的地名。我国近代学者丁山著《吴回考》，论列荆楚文化受印度影响例证颇详，谓楚印文化交往当在公元前6世纪。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通过对《庄子》、《楚辞》和《诗经》中若干名词的考释，更推论中印文化交往或始于西周初年[转引自方国瑜：《彝族史稿》，第4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上述诸说虽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楚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至迟到战国时期已互有往来，当是事实。近代以来，在楚地发掘的不少战国墓中有琉璃出土，《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会无县条说：“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穴，其穴多碧珠”；又同书《南中志》记永昌郡，有“黄金、光珠、虎珀、翡翠、孔雀、犀、象”等。上面所说的琉璃、碧珠、光珠等，当时即由印度输入。其具体路线，据方国瑜先生考订，由楚而巴入滇，再自滇西人缅而至印度。如是，则今贵州中西部一带夜郎辖地当为当时楚印交通之通道，故自今黔东北通往楚地一线，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开通。到公元前280年以后，秦从巴蜀准备沿江伐楚，双方在枳（今四川涪陵）一带展开反复争夺，战争长达六七年。楚国为配合巴蜀今川东正面一线的战争，顷襄王时派将军庄蹻率领一支军队，“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后又进至滇国。及至庄绝蹻西留王滇，并对夜郎等地“分侯支党”时，遂“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并非“讨好”当地夷人，而是楚、滇、夜郎人的“民族认同感”使然。否则，庄蹻难以留下“王滇”及夜郎，也不必“变服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考古文献和彝俗遗存证实：夜郎为彝语，夜郎人为彝人，夜郎国为彝族为主体的包容了其周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国家。
本文来源于彝文古籍与西南民族史学术研讨暨民族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论坛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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