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爨文丛刻》的整理翻译研究
王明贵 | 贵州工程运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
摘 要：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是第一部系统编纂和翻译彝文古籍的丛书，是首部公开对外出版的彝文古籍汇编，共编入11种古籍，其中明代摩崖1种历史典籍2种，经籍8种，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其创造的“四行对译法”分科学，值得认真研究，加以总结。这种方法加上注释以后，成为通行至今的彝文古籍译成汉文的主流方法“四行加注法”。这部丛书在民国时期即影响很大，它的编译成为汉文化合作交流的典范，今后仍然会产生十分深的影响。
关键词：《爨文丛刻》;整理翻译;研究
中国历史的悠久与民族的多样，是一个从古到今、自今往后的长期的过程，文化的交流、交融与认同，也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就有许多建立过小国家的族群，在统一整合为大国的过程中发生过文化交流、交融。周武王伐纣时，就得到过庸、蜀、羌、髳、微、泸、彭、濮等“八国”联合的“巴蜀之师”的支持，这其中的语言互译、文化交流互通就是一个问题。当年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缺乏历史记载，尚无法考证。而语言、文字的互译，在《后汉书》中记载有用汉字记译《白狼王歌》三章的情况。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了晋代时期“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唐书中也记载了西南夷地区“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的情况。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西南地区水西夷人到广西贩马交易的情景，有生动的文化交流的描述。明代的《华夷译语》有《倮倮译语》，收录了700个古彝文词汇对照互译。清代也继承明代的做法，保留了《华夷译语》。在一些志书《大定府志》中专门收录了清代彝文词汇。可见，创造了自己文字体系的夷人，其语言、文字、经籍与文化的外译与交流，有一条从古至今都没有断绝过的脉络。而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甲编)(以下简称《爨文丛刻》)的搜集、翻译、编纂、出版，其影响迅速传播到国外，把彝文典籍的译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其编纂者丁文江先生独特的个人经历高度相关，其科学家的人类文化视角起了独特的作用。但是对其中存在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却又是一个必需解决的问题。
一、《爨文丛刻》及其搜集编纂
丁文江编，罗文笔翻译绝大部分内容的《爨文丛刻》(甲编)，1936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学术界迅速引起了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丁先生的去世后再无续编，以及为了书写和称谓方便等原因，该书也常常被研究者、评论者简称为《爨文丛刻》。此书的彝汉翻译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爨文丛刻》一共收入彝文古籍11种，分别是《千岁衢碑记》，《说文》，《帝王世纪》，《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其中《千岁衢碑记》是摩崖，彝文、汉文两种文字合刻，没有翻译;《玄通大书》也没有翻译，《夷人做道场用经》是原来彝文对汉文翻译过的，其余7部都作了比较科学的彝文、注音与汉文对译，是用当时最先进的翻译方法，其翻译内容比较准确、可信，因而影响很大，流传到日本后，被日本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成果。2011年，贵州大学出版社把此书重新影印出版，取名为“《爨文丛刻》丁文江编”，未出现翻译者罗文笔的名字。正是因为还有3种彝文古籍没有完成翻译，丁文江也称这部丛刻是“粗疏的材料”。为了弥补这些“粗疏”，马学良在1980年代又组织力量对《爨文丛刻》中没有翻译的部分进行翻译，并对全书进行了“改、补、增、减、换、调几个方面的工作”，于1986年主编完成、由罗文笔的后裔罗国义审订，1986出版了《增订〈爨文丛刻〉》上册，1987年出版中册、下册。2008年，由欧阳哲生主编的《丁文江文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第五卷重印了《爨文丛刻》。多次重版，加上增订，使《爨文丛刻》这部名播海外的彝文古籍丛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一)《爨文丛刻》的搜集简况
1930年代，作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为什么会在贵州省的大定县(即今贵州省大方县)来搜集、研究彝文古籍?在《爨文丛刻》的“自序”里他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与同仁约好一起到云南、贵州搞地质调查，同仁中的赵亚曾在云南被土匪所害，又要在大定等黄汲清，心情不佳，受同行曾士英的劝慰而做，在测量当地彝族人体格的同时搜集研究彝文古籍，并在此期间认识了翻译者罗文笔。其实丁文江在英国学成归来的时候，经过越南与中国的交界初入云南时就研究过云南的地质情况，于民国三年(1914年)接触过云南省武定县环州的彝族土舍夫人李氏，并得到一本彝文的《占吉凶书》。所以，根据丁氏“自序”中述明的情况，《爨文丛刻》中的这些书籍、拓片的来历一共是四个部分:
1. “《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
2. 《玄通大书》是贵州大定县“内地会教士斯密特(Schmidt)小姐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
3. 其他六种7本是罗文笔家藏的典籍;
4. 《千岁衢碑记》则是丁氏费尽周折从贵阳找人到大定县城郊四十里外的地方去拓来的。
(二)《爨文丛刻》的编纂
从丁文江所编辑的顺序来看，并没有按照罗文笔翻译完成的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而是按照这些彝文古籍的内容为主，并且以已经翻译的为主，没有翻译为次，把反映彝族古代哲学思想的《说文》一部放在首位，其次是反映彝族历史的《帝王世纪》，然后者是反映彝族宗教信仰的几部，最后是没有翻译的《玄通大书》和《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同时还要看到，丁文江看重金石文物要重于纸书文献，所以他把虽然还没有翻译内容却已经获得拓片的《千岁衢碑记》放在了全书的最前面，“因为这碑上是有年代的，是倮倮文最古的文献，所以把它列在卷首，希望有人注意，另拓佳本。”
各部古籍在《爨文丛刻》中的顺序如前所列，而罗文笔翻译完成的情况如次:
《权神经》《帝王世纪》《献酒经》《天路指明》为1930年翻译完成。《解冤经》上卷1931年翻译完成。《解冤经》下卷1932年翻译完成。《说文》1933年翻译完成。《夷人做道场用经》篇，有原译本，不是罗文笔所译，没有标明翻译完成的时间。
另外，在罗文笔翻译第一部《权神经》的时候有一篇序引，对他的“家藏古卷”“六种七册”列了一个“名目”:“一、宇宙源流，二、历代史记，三、解冤经，四、献酒求福经，五、天路指明，六、即权神经。”其中《解冤经》后来分为上卷和下卷分别翻译。应该说，这个排列给丁文江后来对《爨文丛刻》的编排是有重要启示的，因为从成书出版的排序情况看，罗氏的这个名目排序，与丁氏的目录排序，相关的古籍只有《献酒经》和《解冤经》的秩序颠倒过来。不过从彝族传统丧祭礼仪中经籍使用的前后秩序上来看，丁氏的排序显然更符合彝族传统礼仪程序，这可能是询问过罗文笔的，也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认真和细致。
把上面这些译书译完的年月列举出来的一个目的，是要校正丁文江在其“自序”中所记时间的一处错误。他说:“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大定。”而罗文笔的第一部彝文古籍翻译完成的时间却是“民国十九年三月初九”，两人所记载的时间冲突。查阅胡适著《丁文江的传记》，其中指出:“民国十八年，地质调查所发起作一个调查西南全部地质的大计划，分作几段进行。由在君(即丁文江)做总指挥。……在君从西南调查回到北平，是在民国十九年的夏季。”胡适所作的传记还引了黄汲清的叙述:“民国十八年，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于十九年(1930年)夏返北平。”丁氏的“自序”写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虽然离他到贵州省大定县的时间相隔不长，但那时日本已经侵略中国，华北告急，丁氏的注意力都在呼吁东北军、华北军保卫国家这件大事上去了，可能未及仔细考订序文中的时间问题。三处文献相校，可见丁文江在大定开始搜集彝文古籍的时间，应该是民国十八年冬天。他与罗文笔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民国十八年的“冬月十五夜”。因此罗文笔翻译完第一本彝文古籍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三月初九。
二、罗文笔对《爨文丛刻》的翻译
现在来具体讨论罗文笔对六种7部经书的翻译。
(一)《爨文丛刻》为什么没有全部翻译
罗文笔为什么只翻译了《爨文丛刻》中的7部而没有译其他4部?丁文江在该书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原因:其一，谭锡畴从四川西部带来的一部《夷人做道场用经》本身已经是翻译出来了的，当然不必再翻译。其二，《千岁衢碑记》虽然早就听说有，但是在与罗文笔“约定”翻译7部书的时候，拓片还没有获得，无从着手。其三，两人“约定”翻译的只是罗文笔提供出来的7部书，没有包括斯密特小姐帮助代购的《玄通大书》，这部书书名虽然也是罗文笔所定，“但是没有经过师傅，不能翻译全书。”没有经过师傅，大约是两个原因，一是没有受过师傅的传授，即罗文笔没有师从过毕摩，未能全部弄通内容，不能翻译;二是没有经过师傅的允许，译书或用书有一些禁忌，或书中有些篇章不能乱动、乱用，不能翻译。丁序中提到罗所指的师傅，多半是原来拥有此经书的毕摩，而不是指罗的师傅。
由于《权神经》是罗文笔所译的第一部彝汉文对照的经籍(目前也是完整意义上第一部彝文翻译成汉文的经籍)，意义非同一般，罗氏是非常谨慎的，因此他在翻译此经籍之时，在前面写了一篇“序引”专门说明了此书翻译的缘由。从这篇序引当中，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罗文笔当时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信徒，那个时候贵州省的大定已经有基督教，是基督教的内地会一脉。二是正因为罗文笔有神灵信仰，所以他翻译家藏的六种7册古籍的时候，首先选择了《权神经》。
(二)关于翻译的方法和体例
这7部彝文古籍的翻译方法，是丁文江与罗文笔制定的:“翻译的方法，是先抄倮倮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意译。”显然，丁文江在考虑这一批古籍翻译出版后，主要是要让读者、研究家能够读懂其内容，而不仅仅是公开一批彝文古籍而已，因此他在选择翻译人员的时候，特别注重选择“懂得注音字母”的罗文笔。翻译稿排列的体例，是根据彝文传统的字式、行款排列，即字与字之间从上到下排列，行与行之间从上到下接续，另外起一行时则从左到右排列。这是传统彝文古籍的排列格式。丁序中对此有说明，引用了当地倮倮师傅即毕摩的说法，说彝文“是孔夫子创造的!孔夫子右手造的是汉文，所以汉文自右向左;左手创造夷文，所以夷文自左向右!”遵循这一传统格式，罗文笔翻译的体例也全部采用传统彝文古籍的排列格式，左起第一行为彝文，第二行为注音，第三行为汉字对彝文的直译，第四行则是意译。这也是当时能够采用的最为科学的方法了。
关于这种对译方法，罗文笔在民国十九年七月一日翻译完成《帝王世纪》之后，也许是受丁文江的嘱咐，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稿中的注音问题，专门在这一部之末尾列举了一个“字式表”，来解释彝文、注音与翻译之间的对应关系。
关于这种注音的格式，也许是受到《后汉书》的《西南夷传》中《莋都夷》一篇所录《白狼王歌》三章的影响，这三章歌诗四字一句，前面一句是汉文，与汉文对照的是用汉字注明的夷音。丁序中对此专门作了列举。当然这也给丁氏对彝文古籍句式的判断产生了误导，认为“倮倮经典大抵是四个字(有时是三个字)一句，文法与俗语不同”，“四个字一句也是爨文的特色”。就罗文笔所译7部经籍来看，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彝族传统古籍句式的五字一句的句式。这也符合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家举奢哲在其《彝族诗文论》中总结的彝族诗歌“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的说法，因为《爨文丛刻》中的这七部经籍，实际上都是以五言诗句为主的一种诗歌体经籍。而这种四行体的翻译方法，可以称为“丁—罗四行译法”。这一翻译方法经过后来人的发展完善，加上注释部分，把民国注音改换为国际音标，就成了现在通行的彝文古籍的翻译方法———“四行加注法”。
(三)《爨文丛刻》翻译的技巧与问题
一是关于翻译技巧
使用民国注音符号/字母对彝文注音的问题。民国时期就有的这一套注音符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纂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曲》后面所附的《汉语拼音方案》中都还有，这个方案的上边是“字母”，与“字母”对应的是“名称”，这个名称就民国时期的一套注音符号，相当于是民国时期的“汉语拼音方案”，同样有声母、韵母等，唯其采用的不是英文字母，而是一套自创的符号。丁/罗《爨文丛刻》所采用的对彝文的注音符号/字母，就是这套当时最科学的“方案”了。与现在的汉语拼音相对应，如声母的［J］为［丩］，［q］为［＜］，［x］为［T］;韵母的a为［丫］，［i］为［I］，［u］为［X］等等。
采用彝文注音与汉字直译，同时采用了同音、近音直译。这是罗文笔在“字式表”中讲述清楚了的，也就是“人名地名二行相同”，就是彝文对译汉文的直译这一行与汉字意译这一行，两行是相同的，包括有的是音相同、相近，而用了同音、近音的字。例如《帝王世纪》末尾部分:属于“字”即直译的一行为“武祖慕雅考，砟祖慕雅怯，雾祖慕雅哉，衡祖慕雅卧，起祖慕客客，末祖慕七七，渎母俄子孙”，而“义”即意译的一行为“武祖慕雅考，砟祖慕雅谦，露祖慕雅色，衡祖慕雅卧，起祖慕克克，美祖慕齐齐，渎母俄子孙”，这一部分的两行对照，基本上符合“人名地名二行相同”“人名相同”，虽然小有不同，如“雾”与“露”，“哉”与“色”。而彝文与汉字之间采用字意直译，则是普遍的方法。
翻译时字译与句译相反相成的技巧。前述罗文笔所列“字式表”中对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主要是以音译为主。但是，阅读《爨文丛刻》甲编中的翻译却不完全这样，罗氏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在翻译人名时通常采取了字译即直译时，尽量把彝文的意义翻译出来，而在句译即意译时，则尽量与彝文原文同音。例如《帝王世纪》中的这几句，字译即直译时为:“阿训裔是，得垮水滨，二家渎坐脚”，相对应的句译即意译时为:“阿欣之裔，得垮一尊，二家此处居”。两相比较，反而是直译照顾了意义，而意译照顾了读音。这也是罗氏体谅读者在异文化传统背景下理解的困难，而想出的一个解决跨文化译迻的比较妥帖的翻译技巧，希望利用两行相较的优势，尽量让读者既能读通彝文的音又能理解彝文之义，是一个颇费心思的创造，应该给予肯定。但是，读者对这个特殊翻译文本的阅读，一定要把直译部分的音与义，和意译部分的音与义两者互相进行比照，才能体味到其中的苦心与妙用。
二是存在的一些问题
土语注音与官话、普通话的差异，无法达到标注贴切的彝文原音。民国时期虽然还没有统一的普通话，但是政府公职人员也流行讲“官话”(相当于“西南官话”)，而当时的“官话”接近于现在的“普通话”，却与各地的“土话”即方言、土语区别较大。因此，罗文笔虽然用注音字母对彝文进行了标注读音，但是他也许对当时的“官话”不甚熟悉，在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用大定县的土话的音来标注彝文读音的情况，从而造成了一些不准确的标注。如《帝王世纪》中的“一衢卜宜五九，卜宜阿义六十，阿义阿洛六一，阿洛阿冬六二”，“卜宜”之“宜”，彝语念“ni”即“泥”，由于大定汉语土话中“宜”与“泥”都读为“泥”，译者翻译时注音是“泥”音，而用汉字对译时却成了“宜”即“yi”。引文的这几行中，“洛”字，“义”字也是如此。同时，由于彝语至今也没有规范的相当于“普通话”的标准音，罗文笔只能以大定县当地的彝语读音来读彝文古籍的音韵。另外，可能是由于当时罗文笔没有学习过国际音标，无法克服这种土语注音与当时的“官话”读音(如果是到当代就是与现在的普通话读音)之间差异的问题，这是时代所限、学力所限，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不过，这在后来的《增订〈爨文丛刻〉》注音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抄写或原文错误而注错音。这其中有形近、异写、通用或假借、错写而造成的误译，有彝文原文之间形近造成的误译。这种情况的彝文形近字造成的误译，《爨文丛刻》比较多见，如《帝王世纪》末尾:“沽宜仪之女……义宜能之女……本宜蚩之女”三句中的“宜”，彝文本字应该是念“涩”(“涩”有“君、主”的意思，这也是这三句中的本意，即沽君呢之女、呢君能之女、呗君蚩之女)，因为与彝文“尼”(即译文中的“宜”)字形近似，被误写或抄写成了“尼”(宜)，结果成为了另外意思的字(“尼”有“坐”“日”等意思)。
彝文与汉文意译中的问题。有的是理解错误造成的误译，如《权神经》之书名，彝文“lu”字可以译为“权”，也可以译为“龙”。《权神经》之彝语为“鲁洛确，luluoquo”，可以译解为“权神经”，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却是一部《祭龙经》。可能是因为罗文笔信奉的是基督教，没有参加过“祭龙”仪式听过《祭龙经》的念诵，或没有请毕摩使用过这部经籍，也没有从事过彝族毕摩职业而造成的误译。这一误译在《增订〈爨文丛刻〉》中得到了校正。另外，如对彝族古代政权形式不了解，因而对“慕俄格”的翻译，直译成“天命归”，意译成“往前进”，也是这种情况。“格”是彝族古代政权的指称，这在彝文古籍《白分七格则》《策尼格则》等之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有的则是人名翻译比较混杂:音译与意译交互出现。近音错误有时也与理解错误一块出现。例如将代表彝族家支姓氏加籍贯地的“能益”翻译成为同音而意异的“二家”，就出现了“毕部能益”成了“毕部二家”，“龙杜能益”成为“龙杜二家”，“同佘能益”成为“同佘二家”的误译，这也是不了解彝族传统家支文化的原因所致。
前面提到丁氏感谢傅斯年允许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表“粗疏”的《爨文丛刻》甲编，其中有一点当然是发现了此本在翻译时的比较“粗疏”的方面。以丁文江作为科学家的严谨，虽然有时不免会有忘记或疏漏，他做学问还是十分认真的，从他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引征了古代史书中的《白狼王歌》三章对译诗篇，引征了法国人维亚尔的《法倮字典》等当中的字，来与《爨文丛刻》中的彝文来作比较研究，如此细致和博洽的学识不会不发现此书中存在的翻译问题。就是在1928年时，丁文江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辑写信，批评当时该所办的周刊发表的许多文章“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专号中所言皆非科学也。”可见丁氏对编译包括翻译的要求也是非常之高的，“粗疏”之说，既是编纂者对翻译者的担待，也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内涵。
(四)关于《增订〈爨文丛刻〉》对原本翻译的纠正
《爨文丛刻》甲编翻译上存在的问题，在马学良主编、罗国义审订的《增订〈爨文丛刻〉》中，大部分得到了纠正。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用国际音标来给彝文注音，避免了用方言、土语注音引起的多种歧义，虽然彝语还没有规范的标准音，但是用大定县即今大方县的彝语音作为标注国际音标的依据，大抵能够符合原文的情况。二是直接纠正了原文中误译的情况，如前引的三句分别译为“沽君尼之女……呢君能之女……呗君蚩之女”，先是从字形上给予纠正，然后再从字的读音与标注上给予纠正。前面所说的误译“往前进”纠正成为“慕俄格”，姓氏加籍贯的“二家”也纠正为“能液”了，权神经》也纠正为《祭龙经》了。
三、《爨文丛刻》及其翻译取得的成就与贡献
《爨文丛刻》当年一出版，就引起了王了一(力)、闻宥等专家的重视，立即撰写文章给予评介和肯定，20年后董作宾又给予关注和研究，50年后出现了增订本，引起任继愈等专家的重视和介绍，后来研究《爨文丛刻》的文章也时有发表，它的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
《爨文丛刻》是第一部彝文古籍汇集，是以经籍为主的基本上“以类相从”的第一部彝文古籍丛书。在此之前的彝文古籍虽然很多，都是以单本的形式存在，没有经过人们的汇集而把它们编辑成丛书的形式展现给世人。即使此前朝廷如明王朝、清王朝曾经编纂过《华夷译语》之类的字书，也没有编纂过彝文古籍的丛书。《爨文丛刻》的搜集来源于四个方面三个省，收集起来的文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出汇编或者丛书的代表性特点。
《爨文丛刻》是第一部公开对外出版的彝文古籍丛书。此前，彝文古籍的传播方式非常传统、比较古旧，一般都是通过手抄的形式，或是毕摩的徒弟从毕摩的古籍中传抄，或是花钱从摩史处租借过来誊抄，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对古籍进行誊写、传抄，费工、费力、费时、费钱，而且抄写本数量极其少，非常不利于传播。在《爨文丛刻》出版发行之前，虽然也有《法罗字典》出版，但它是字书;有《纳多库瑟》出版，但它是用彝文编写的《圣经》教义问答;它们都不是彝文古籍。
《爨文丛刻》是第一部经过翻译对外介绍彝文古籍的丛书。虽然史传中记载的《白狼王歌》三章，有学者认为是古代彝语翻译的，但是这三章歌一是用汉字记录，二是还没有定论。所以，确凿地说，《爨文丛刻》才是第一部经过科学的翻译对外介绍彝文古籍的丛书。单就这一点而论，它在彝汉翻译史上具有领先的地位，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丁—罗四行译法”开创了彝文古籍汉译的科学方法，加上注释一项成为“四行加注法”以后，现在已经成为翻译彝文古籍普遍使用的最佳方法。丁文江是第一个系统搜集和对外介绍彝文古籍的科学家，罗文笔是第一个系统将彝文古籍翻译成汉文的翻译家，他们在彝汉文化交流史上创造了互相合作的典范，是值得后学们学习的好榜样!
四、余论
丁文江留学英国归来，在云南、贵州等地测量少数民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等的体格，并开展地质调查，取得不少科学成果的同时，了解了不少人文历史，改变了他早年对西南夷的一些肤浅认识。他回国后拜见他的老师龙研仙时，写了一首诗:“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始信当年不自知。”从中可见他对西南夷的关注是从少年时期一直到去世之前的一件事情，罗文笔也从他们之间的交往中体会到这一点。丁氏少年之论西南夷，可能存在一些偏见，在他经历了日本游学、英国留学回到中国之后，其多次在古代西南夷地区的调查、考察，让他重新认识了彝文古籍和民族文化，他的地质学科学考察也就增加了人文的因素。他的“海归”的留学经历与眼光，他的汉族学者视角，作为“他者”的存在，显然少了许多“夷夏”区隔的陈见、偏见，因而更容易发现被前人、国人、一般学者所忽视的人类文化的价值，把一些被常人熟视无睹的彝文典籍搜集归类、整理翻译、出版推介出去。因此，他能够通过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爨文丛刻》，并不是一件偶然的兴趣所致之事，这一段彝汉翻译学术史上开创第一的佳绩，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民主、学风扎实的现代科学家长期积累所取得的成果，它成为了民国翻译学术史上特殊而闪亮的一页。这是一个“夷夏”文化认同的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个案。《爨文丛刻》这部丛书在民国时期即影响很大，以致后人还为它编纂了“增订”版，它的编译出版成为彝汉文化合作交流的典范，今后仍然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本文于《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注释详见原刊。
作者简介
王明贵( 1966—) ，男，贵州纳雍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研究员、院长，研究方向: 彝文典籍。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