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波：云南彝族神话古籍文献《查姆》编译 ——以文学场域为视角的研究

       古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籍工作历来受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的指示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受到极大关注。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1983年，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 谈会在京召开不久，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1983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成立，负责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全省16个州市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工作。至此，一套自上而下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翻译整理机制形成。云南彝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工作步入科学规划和快速发展阶段，一大批封尘多年的彝族神话古籍得以翻译整理  出版，成为彝族口头文学和民族古籍文献的瑰宝。

       彝族有着悠久的诗学传统，被誉为“诗性的民族”，曾产生过诸多诗论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学五言诗歌体。云南彝族神话大部分保留在古籍文献和毕摩经典之中。1986年至1992年间，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组织编译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共出版33辑,成为抢救、翻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中，云南彝族古籍文献有11辑：《夷棘榷濮（六祖史诗）》(第4辑)、《尼苏夺节》(第5辑)、《普兹楠兹——彝族祭祀词》（第8辑）、《洪水泛滥》（第11辑）、《查诗拉书》（第12辑）、《赊窦榷濮叙祖白》（第17辑）、《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第23辑）、《指路经（第一集）》（第24辑）、《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第28辑）、《裴妥梅妮——苏蟆（祖神源流）》（第30辑）、《尼补木司——彝族祭奠词》（第32辑）。上述五言体文献典籍大部分叙述关于人类创世、宇宙起源等内容，为学术研究需要，故将其称为韵文体神话。

       新世纪以来，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编译出版了《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 遗产总目提要》《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 集》等，较为全面地搜集整理了云南各民族口头传统，并对云南彝族韵文体和散文体神话作了系统汇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由楚雄州人民政府组织， 楚雄州民宗委、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具体实施，以楚雄州内的彝文文献及彝 族口碑为主，兼收滇、川、黔、桂彝文文献，原计划收录楚雄州内70卷、州 外30卷。按照“三年规划，四年实施”原则，从2005年开始陆续至2012年，楚雄州人民政府组织众多彝语文专家学者和著名毕摩，采取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四行对译法”或国际音标记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三行对译法”编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涵盖云南省内93卷、四川省内5卷、贵州省内7卷、广西自治  区内1卷，内容涉及祭祀、宗教、文学、历史、哲学、军事、医药等各方面，体现出毕摩经书包罗万象的特征，得到彝学专家和学者好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迄今为止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涵括面最广的一套彝族文化遗产巨著,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此外，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府牵头、红河州民族文化研究所组织专家编译出版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36卷，收录内容包括创世史诗、叙事长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丧葬礼仪、驱秽除邪、祈福祭祀、天文历算、绘画艺术等，进一步丰富了云南彝族古籍文献资料。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彝族神话古籍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云南省到地方建立专门研究机构，专职从事神话古籍文献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政府实施一系列项目工程，助推彝族神话古籍文献翻译出版。《查姆》,彝语直译为“万物起源”，意译有“做人”之意，是一部流传于彝语南部方言区双柏县的神话史诗。相较彝语西部方言区的《梅葛》无文字流传的现状而言，《查姆》既活态存在于毕摩祭祀仪式之中，也以彝文古籍形式保存下来，是云南彝族韵文体神话的经典代表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从目前搜集整理出版情况看，《查姆》曾于1981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先后四次出版，但前三次出版的内容完全不同，因为演述内容和毕摩记录各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云南彝族神话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具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查姆》代表性的搜集翻译出版有过2次。其一，2004年由楚雄师范学院杨甫旺研究员与双柏县民宗局李忠祥合作翻译整理《查姆》，并以《双柏彝族史诗选》为书名，于200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是研究《查姆》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二，2010年和2015年分别由楚雄州政府、双柏县政府组织编译，先后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查姆卷）、《查姆译注》出版（因政府组织编译的内容一致，本文特以双柏县政府组织编译的为例），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毕摩古籍文献，成为目前彝学界公认的权威翻译版本。本文拟以新世纪《查姆》的两次翻译整理为中心，考察其文学场域编译及其话语意蕴。

       《双柏彝族史诗选》分为《吾查尔地》《洪水泛滥》《仁宗的故事》《青年男女阿瑟调》(彝族古歌)几个主要的翻译整理版块。其中，《吾查尔地》又包含“独眼睛人和直眼睛人”“纸火的起源”“病种的起源”“种籽的起源”“生死的起源”“找药”“找洗尸水”“生死交代的事情”“找祭粮”“告慰死者”“找坟地”“魂难安”“祭坟”“安慰灵魂”“警世后训”等15查。其原始资料来自双柏县大毕摩施学生所珍藏的彝文经书，大多以毕摩吟唱、念诵为主，用于祭祀葬礼场域，突出了彝族毕摩经典的仪式特征。除搜集翻译15个“查”外，《吾查尔地》还增加了“洪水泛滥”“仁宗的故事”“男女青年阿噻调”。这些文本进一步丰富了《查姆》的演述场，更符合史诗学的科学研究。比如，“男女青年阿噻调”作为彝族古歌，《查姆》在婚丧嫁娶仪式中就是用“阿噻调”（通常写为“阿色调”）演唱的，体现出《查姆》的生活化和仪式化演述，更切合学术研究。不过，翻译本也存在一些遗憾，如翻译中未呈现彝文、彝语的国际音标、直译等信息，翻译的真实性、准确性缺失，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文献的学术交流价值。但是，作为地方文化精英、参与文学生产的行动者，杨甫旺及其团队构成的权力场与《查姆》彝族古籍文献生产场这两个场域之间构成了互动关系。

       《查姆译注》作为“中国彝族查姆文化丛书”，于201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卷，以彝语南部方言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汉语意译“四行对照法”进行翻译，全书约10000行，字数达80万字。“编译撰写团队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查姆卷）基础上，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实地调查、人物专访、材料补充、文本完善及校注审定工作，并按出版阅读的规范和便利，以上中下三部的格局，重新调整篇章结构和设计版式，编译出版彝族创世史诗《查姆译注》。”楚雄州政府组织编译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七十一卷《查姆》（一）、第七十二卷《查姆》（二），由方贵生进行彝文释读，施文贵负责编译，李友华进行彝文缮写和审定，2010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上述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版式设计上，楚雄州政府版为16开本，双柏县政府版为32开本，后者更方便携带和阅读。其上卷包括：“天地的起源”“天和地的转动”“物种的起源”“独眼人时代”“直眼人时代”“横眼人时代”“牲畜的起源”“金银和铜铁”“房屋的起源”“粮食的起源”“白盐的起源”“棉麻的起源”。中卷包括：“绸缎的起源”“配婚的起源”“娶嫁的起源”“纸笔的发明”“彝文的发明”“世间道理书”。下卷包括：“帝王世系谱”“疾病的由来”“寻医找良药”“寿尽命终结”“棺材的由来”“世间降旱灾”“海中水莲花”“世间垛楮树”“阿龙捉鬼神”。全书共有27查，原始资料大部分来自施学生大毕摩珍藏的经书，少部分是施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双柏、新平等地毕摩手中征集而来的，收藏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编译团队是在“中国彝族查姆文化丛书”编委会领导下，由施文贵、方贵生、潘林宏负责翻译整理，李友华负责彝文缮写，肖惠华负责校注审定，属集体编译而成。该书按照“四行对译法”，符合民族古籍文献翻译的国际通用惯例。双柏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本浴火重生的彝族《查姆》，既是彝族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扬双柏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它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着双柏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全县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观之，《查姆译注》的翻译整理是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下，为打造中国彝族查姆文化品牌而编译的文化工程，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多重目的。

三、《查姆》编译话语意蕴

       布尔迪厄认为，文学场的炼金术造就了文学，而不是俄国形式主义认为的文学性造就文学。这种全新文学观的提出，侧重关注“从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确定文学价值的外部阅读，和局限于作品内部的符号结构来挖掘文学意义的内部阅读”。因此，“从文学场的角度思考文学，意味着从一个空间结构、关系结构中考察文学意义的生产，这是一种原创的解读路径”。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学场可以理解为文学生产场，具体而言：“从场域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等文化生产，包括三个内在关联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与权 力场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 因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而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辑，因相互竞争而形成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

       （一）文学场域中的《查姆》

       彝族地方精英知识分子翻译整理《查姆》以及地方政府组织编译《查姆》，作为文学事件参与了文学生产实践，从而构成了文学场。自20世纪50 年代至今，围绕《查姆》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地方政府与文化精英一直相随相伴。而在每个时间节点（如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其意识形态、思想策略均因时代性而略显不同。“布尔迪厄著作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行为不能简化为阶级立场，但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布尔迪厄指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以下事实得到界定的：他们在知识的场域中占据决定性地位。'”从文化资本视角切入，分析《查姆》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期间三次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中的文化场域，显得尤为关键。

       其一，从《查姆》的第一次搜集整理来看。1958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郭思九等成员的搜集，施学生的翻译，李文、李志远的记录，1961年在作协昆明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指导下的初步整理，1979年郭思九与陶学良的合作整理，1981年的正式出版，构成了第一次搜集整理的全过程。这一阶段的每个时间节点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场域，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不同但重要的角色。因此，翻译整理《查姆》，作为知识分子介入文学场域、参与文化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的具体实践，使我们得以从资本角度反观文学与文化的个案。笔者尝试将这一时期参与搜集和翻译整理的知识分子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场域，即放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量，既考虑知识分子在搜集和翻译整理工作中的内在逻辑，又要将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实践与当时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此外，参与搜集和翻译整理文化实践的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具有多元性：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占比很少，更多的搜集整理工作者是汉族。此次搜集整理工作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调查队成员发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克服经费紧张和条件艰苦的重重困难，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政治任务。1958年在民间文学史上又被称为“新民歌年”。在云南民间文学发展史上，《查姆》与《梅葛》的搜集整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学献礼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而开展，这是此次搜集整理的特定社会历史场域。在该文学场域中，知识精英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体现得较为突出。郭思九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查姆》1959年就翻译好了，一直拖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其中过程比较曲折。‘三年困难时期’没钱出版。之后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与陶学良一起合作整理才出版。”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建立，“标志着州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50年代，通过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来确认民族文化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接驳的表现。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大导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49至1966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 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时期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建构，旨在加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

       其二，从《查姆》的第二次搜集整理来看。2004至2005年，彝族地方文化学者杨甫旺与李忠祥合作组队，以申报课题形式得到项目立项支持，保障了出版经费。其团队主要成员为彝族，可视为彝族精英参与搜集、翻译和整理的文化事件。这次《查姆》的搜集整理是通过申报课题的形式，由地方学者与政府领导合作完成。“但在布尔迪厄眼中，知识分子的实践虽然相对于经济政治力量的操纵，可他们并未清除掉社会实践必然带给他们的利益胎记，只不过这种类型的实践是暗中服从文化生产场中颠倒的特殊逻辑。”在完成课题约定的任务内容之外，这次整理也增加了个人研究成果，提升了知识分子在《查姆》研究领域的知名度。具体而言，研究成果中新增“仁宗的故事”“男女青年阿噻调”等创新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查姆》的内涵和外延，如增加叙事范畴，突出吟唱形式，体现神话特色。《查姆》的演述场域主要在  火把节、婚丧嫁娶仪式上，这次的搜集翻译整理侧重围绕《查姆》的叙事语境和演述场域，相比第一次的搜集整理本，更加突出彝族神话史诗的科学本价值。楚雄彝族火把节的恢复则是一件具有民族团结意蕴的重要事件，恢复并设置由政府层面认可的彝族节日，也是巩固和发展彝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工作格局中的位置的主要措施之一。因此，这次《查姆》的翻译整理是在地方文化精英的助推下，以科学本搜集为中心，反映多民族团结进步的民族工作格局的地方性叙事。同时，搜集翻译《查姆》，又体现了彝族火把节与《查姆》的互动关系。彝族火把节的恢复，既展现了对民族节日传统的尊重，增强了对民族节日的文化认同，又为《查姆》的演述与搜集提供了保障。

       其三，从《查姆》的第三次搜集整理来看。本文以2015年楚雄州政府组织编译为例进行说明。此次整理经费充足，有较为齐全的保障条件；从翻译整理到彝文缮写再到校注审定，均为彝族知识精英参与完成；自治州政府与 地方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在文学场域中体现得更加明晰。可以说，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楚雄彝族自治州提出彝族文化强州战略，知识分子的权力书写与自治州政府的文化权力共同促成了《查姆》的翻译工程。

       （二）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治的话语互动

       地方精英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查姆》翻译整理的文化场域中占据决定性位置，并与国家政治文化实践关联互动。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论析。

       一方面，《查姆》是文学艺术的生产场，知识精英与地方政府组成权力场，通过翻译、整理、出版环节，两个场域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一链条中，地方知识精英以及政府组织的编译团队进行的翻译整理，其目的是对《查姆》为代表的彝族文化进行认同。但政府组织的编译行为，是以行政命令方式自上而下推行的。文学场在社会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研究文学场除了要考虑文学作品、作者和读者因素，还须关注赞助商、出版人、监察机构等行动者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不管是杨甫旺团队以课题申报方式进行的翻译整理，还是以施文贵为核心的政府编译团队，都由政府给予项目经费支持，尤其是楚雄州政府的彝族毕摩经典文献编译工程耗资1000万，双柏县也投入了三四十万经费支持中国彝族查姆文化丛书出版工程。地方政府作为赞助商，对《查姆》文化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经费到位及时与否、组建的翻译团队力量强大与否、搜集整理得全面与否、编译质量和水平如何，等等。比如，杨甫旺团队“由于经费和语言障碍等诸多原因，翻译整  理工作时断时续，延续了很长时间”，并缺少“四行对译法”的国际通用惯例。而《查姆译注》“已将目前能搜集到的相关文献都收录翻译，做到应有尽有，共翻译出27查，是比较全面的”。出于“打造彝族文化精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建设彝族文化名州”三大发展目标，2004年，楚雄州州委第52次常委会以及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决定：楚雄州财政安排1000万元，系统整理、编译出版《彝族毕摩经全集》（后定名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两次编译都增加“帝王世系谱”等王朝叙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彝族与汉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这也是政府组织编译《查姆》的文化逻辑所在。“楚雄州决定搜集、编译、出版 《彝族毕摩经全集》已引起广泛关注，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十一次协作会上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楚雄州委、州政府所做出的编译出版彝族毕摩经的决定是继承和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是抢救和保护民族 文化遗产的重大决策，对于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大 意义，上级有关领导、参加协作会议的各方代表对做好此项工作寄予了厚 望。”因此，《查姆》的编译出版，成为一项具有诸多政治意义的文化工程。

       另一方面，彝文古籍文献《查姆》作为彝族民众的集体文化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化精英的翻译整理与政府组织的编译，是建构民间文学的社会记忆事件。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当下需要而对过去的回忆。集体记忆总是根据某种当下观念、利益和要求对过去进行重构。《查姆》作为彝族根谱，内含古老的神话、史诗、民间故事，在新世纪以来又被当地政府编译，发挥着新的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功能。“洪水泛滥”再现了彝 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繁衍后代、创业建功的历史；“仁宗的故事”“帝王世系谱”出自大毕摩施学生珍藏的古籍文献，是彝族毕摩经典的代表，叙述了封建帝王的诸多逸闻轶事，代表着彝、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地方精英对 它们的翻译整理和楚雄州、双柏县政府的编译工程，意在强调作为彝族神话的《查姆》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以及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对于作为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的楚雄州以及彝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双柏县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具有现实意义。“独眼人时代”“直眼人时代”“横眼人时代”等这些古籍文献内容的编译出版，刻画了彝族先祖笃慕的儿子与姑娘成婚繁衍后代的神话叙事。“三十六个娃，长大成了婚，组成十八家，分成十八种，一种是一族，十八个家族，各在各一方，各家为一族，十八分天下，十八常来往，他们是一家。”神话叙述了“三十六族分天下”的彝族集体文化记忆，表达了彝族先民朴素的族源观和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共生关系，增强了《查姆》作为社会历史记忆的功能，提高了彝族群众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繁荣民族文化，打造文旅品牌，发展地方经济。同时，知识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文化寻根” 的背景之下助力彝族古籍文献的翻译整理出版，也是对彝族文化根脉的一种追寻方式。

       综上所论，新世纪以来《查姆》的两次翻译整理是国家政治、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建构的文学与文化场域。若将这一范围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对《查姆》的搜集整理，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更能清晰地看到新时期以来的云南彝族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特色。其目标是政 府与文化精英共寻民族文化之根，其结果是构建了共同的集体社会历史记忆，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四、结语

       马健雄在对中缅边境拉祜族的研究中曾对人类学研究的弊端提出过批评：“无法把握其实在的历史脉络和意义流动的过程，即无视历史的存在却在奢谈 ‘文本’的脉络。”这一观点对同为彝语支民族的彝族神话文献及其《查姆》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各地区对彝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各种《查姆》版本的出版，以及与《查姆》相关的彝族文化的发掘和打造，不仅建构 了楚雄彝族神话来源和彝族文化叙事，强化了彝族文化认同，也成为建构彝 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地方性叙事。

       《查姆》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彝族古籍文献翻译，是地方知识精英参与的关系彝族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建构的国家工程，是国家政治权力、地方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范式推动交叉的知识流动与塑造的过程。具体来讲：其一，楚雄州通过权力推动，从1958年的《查姆》搜集整理到2005年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工程，让《查姆》为代表的彝族神话和史诗成为彝族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身份表述，使“《查姆》是彝族的” 成为彝族的地方性知识，并向世界宣告了彝族的族群认同；其二，代表国家利益和权力实施的地方知识精英，如1958年参与《查姆》搜集整理的郭思九、2004年主持整理项目的杨甫旺以及2005年以后先后参与州政府毕摩经典译注工程和双柏县政府查姆文化工程的施文贵等，他们通过搜集翻译整理的文化策略，以实现国家的民族团结意志、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文化强州建设意图以及地方的经济发展目的；其三，在文化寻根思潮兴起之际，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更加意识到了彝族文化根谱的重要性及丰富内涵。